董仲舒，生于汉文帝元年（公元前179年），卒于汉武帝太初元年（公元前104年），广川（今河北省枣强县，一说景县）人士。他少年时期专攻《公羊春秋》，与公孙弘一同师从胡毋生。汉景帝元年（公元前156年），他与胡毋生一同被立为博士。董仲舒治学勤勉，有“三年不窥园”之美誉，因其学术态度严谨，故在学术上成就斐然。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赞誉：“汉兴至于五世之间，唯董仲舒名为明于《春秋》。其传公羊氏也。”《汉书·五行志》亦载：“景武之世，董仲舒治《公羊春秋》，始推阴阳，为儒者宗。”在司马迁眼中，自汉初至汉武帝时期，传《春秋》公羊学的学者中，董仲舒堪称翘楚。班固则评价其为西汉儒者的一代宗师。
汉武帝登基后，广纳贤良文学之士，董仲舒因此“以贤良对策”（即“天人三策”）向汉武帝上书。据《汉书·武帝纪》记载：（元光元年）“五月，下诏征召贤良……于是董仲舒、公孙弘等人脱颖而出。”
董仲舒的“天人三策”主要以《春秋》公羊学为理论基础，从“天人相与”的理念出发，论证“大一统”是“天地之常经，古今之通谊”。他提出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，并倡导“礼乐教化”，主张设立太学，选拔贤才，实行“量材而授官”，建议“州郡举茂才孝廉”。汉武帝对董仲舒所呈递的“天人三策”极为满意，遂任命他为江都（今扬州）相，辅佐易王刘非。易王作为汉武帝的兄长，素来骄横，偏爱武勇，但董仲舒能以礼义加以匡正，因而易王对他亦颇为敬重。在担任江都相期间，董仲舒治理封国时运用《春秋》灾异学说的观点，推演阴阳变化，例如求雨时需闭塞阳气，放纵阴气；而止雨则反之。然而，这些实则仅是迷信的仪式罢了。
元光五年（公元前130年），匈奴大举侵犯边境，易王刘非上书汉武帝，请求领兵抗击匈奴。然而，汉武帝并未批准。原因在于刘非“崇尚武力，沉迷于宫馆建设，广纳四方豪杰，生活骄奢无度”。或许正因如此，董仲舒被“贬为中大夫”。
中大夫乃“掌论议”之官，驻于都城长安。在此期间，董仲舒因擅长阐释灾异之理，在家中针对辽东高庙与长陵高园殿的火灾事件，推演其深意，撰成《灾异之记》草稿，尚未呈递给皇帝。主父偃私下窥见此稿，出于对董仲舒的嫉妒，竟将《灾异之记》草稿窃出并上奏朝廷。汉武帝遂将此稿交由朝中众儒审阅。文稿中含讽刺时政之辞，当时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并不知此乃师作，误以为乃荒谬之文。汉武帝震怒，遂将董仲舒下入大狱，后又颁诏赦免其罪。自此，董仲舒再也不敢妄谈灾异。
董仲舒之所以获赦，推测与汉武帝对其作为杰出经学大师的重视密切相关。在他重任中大夫之后，汉武帝再度颁布诏书，命吾丘寿王“从中大夫董仲舒受《春秋》”，意即指示吾丘寿王向董仲舒学习《春秋》公羊学。
元朔五年（公元前124年），公孙弘担任丞相，董仲舒在《诣丞相公孙弘记室》一文中提到“江都相董仲舒”，由此可知此时董仲舒已从中大夫复任江都相。董仲舒为人清廉正直，治学《春秋》公羊学，造诣深厚，相比之下，丞相公孙弘在此领域则远不及他。公孙弘对曾与他有过矛盾的人，虽表面亲善，实则暗地里乐于构陷。他嫉恨董仲舒，伺机报复。深知汉武帝之兄胶西王行事恣肆放纵，便向汉武帝进言：唯有董仲舒胜任胶西王相之职。汉武帝遂调任董仲舒为胶西王相。胶西王素闻董仲舒乃一代大儒，德行兼备，因而待之尚善。然而，董仲舒仍忧心久居其位难免触怒，遂托病辞去胶西王相职务。退隐家中后，他始终不问家业，专心致志于著书立说。
董仲舒居家数载，每逢朝廷有重大事宜需商讨，汉武帝皆遣使者及廷尉张汤亲至其府邸咨询，而董仲舒的应对总能清晰阐明纲纪法度。
董仲舒的著作，“皆阐明经术之精义，及上疏条陈教化，总计一百二十三篇。其对《春秋》事得失的论述，包括《闻举》、《玉杯》、《蕃露》、《清明》、《竹林》等篇目，又有数十篇，累计十余万言，皆流传于后世。”这些著作，后来大多收录于《春秋繁露》一书之中。
综上所述，我们可以看到董仲舒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学者，也是一位具有深远政治影响力的儒学大师。他的学术思想和政治主张，对汉代乃至中国历史上的儒学发展和政治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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